译文
自从金人的铁蹄踏碎了祖国的河山，十年了，回望故乡洛阳，路是那么的漫长。岁月使我变得衰老不堪，今天，我独自一个，流落在青墩溪畔，在煦煦春风中，欣赏着盛开的牡丹。
一自胡尘入汉关，十年伊洛路漫漫。
青墩溪畔龙钟客，独立东风看牡丹。
自从金人的铁蹄踏碎了祖国的河山，十年了，回望故乡洛阳，路是那么的漫长。岁月使我变得衰老不堪，今天，我独自一个，流落在青墩溪畔，在煦煦春风中，欣赏着盛开的牡丹。
②胡尘：指金兵。入汉关：指入侵中原。
③十年：从靖康二年（1126）金兵攻陷汴京到诗人作此诗时整整十年。
④伊洛：河南的伊水和洛水。《国语·周语》云：“昔伊洛竭而复之。”因此，“伊洛”既指诗人的故乡洛阳，又暗寓他亡国的悲痛。
⑤青墩：在今浙江桐乡，当时诗人所居处。
⑥龙钟：年老体衰，行动不便的样子，诗人自指。 时诗人四十七岁，却有老态之感。
借咏牡丹以抒发国家兴亡之感，思念故园之情，是这首绝句的特色。在构思和手法上与杜甫的《江南逢李龟年》极为相似。
杜甫用“江南好风景”来烘托感昔伤今和漂泊他乡的凄苦之情，陈与义用看异乡的牡丹来抒发万千感慨，都是以乐景写哀情，起到倍增其哀的强烈艺术效果。
前半回忆往事，既有岑参“故园东望路漫漫”的意味，也有屈原“路漫漫其修远兮”的感慨。“国破家亡欲何之”这和杜甫因安史之乱而漂泊江湖，走投无路的境况也很相似。对于历史背景的交代陈与义更为明确。
后两句化用张商英“小臣有泪皆成血，忍向东风看牡丹”，但陈与义写得更为含蓄，更为深沉。杜、陈二人体验生活的深度和广度一样，所表现的情景都和自己的生活血肉相连，所以写得一样深刻。而艺术技巧还是杜甫技高一筹，写得更含蓄。
这首作于绍兴六年（1136），当时陈与义以病告退，除显谟阁直学士，提举江州太平观，寓居浙江桐乡北青墩溪旁的寿圣院。越州在当时也盛产牡丹。当然，越州牡丹无法同诗人的故乡洛阳牡丹相比，这不仅仅是由于“虽越人亦不敢自誉，与洛阳争高下。是洛阳者，果天下第一也”（欧阳修《洛阳牡丹记》）。更主要的是，洛阳是自己的故乡，洛阳牡丹自己故乡的牡丹，这当中不仅仅是对名花的赞赏，更蕴含着对故乡深深的眷恋之情。但到了绍兴六年，故乡沦陷已经整十年，洛阳牡丹，只能是诗人心中遥远的记忆了。面对眼前的越州牡丹，他更加怀念故乡的牡丹。故土沦陷，复国无望，加上自己已到人生暮年，心衰力竭、老态龙钟，等带着他的，将是客死他乡的悲惨命运。实际上，诗人在两年后即去世，年仅四十八岁。由此可见，这首《牡丹》可视为诗人的绝笔，他是诗人身在异乡、心系故园，忧国怀乡的内心独白，借着这株异乡的牡丹，含蓄而凄婉地表达了出来。葛胜仲谓陈与义晚年诗作“赋咏尤工”（《陈去非诗集序》），确非虚语。
借咏牡丹以抒发国家兴亡之感，思念故园之情，是这首绝句的特色。诗人一生学杜，这首诗在构思和手法上与杜甫的《江南逢李龟年》极为相似：杜甫通过与天宝乐工李龟年的昔日交往来抚今思昔，概叹安史之乱个家国带来的灾难，抒发自己漂泊他乡的凄苦之情；陈与义则用看异乡的牡丹来抒发自己真挚强烈的伤时忧国之情。对故乡的怀念，对金兵的仇恨，皆是“独立东风看牡丹”强烈的弦外之音。诗作苍凉悲感，言短意深，与《江南逢李龟年》也极为相似。
在结构上，全诗四句，前两句忆昔，后两句伤今；前两句概述，后两句特写。皆融情入景，也都成功地化用古人的成句。前两句化用唐代诗人岑参的《逢入京使》：“故园东望路漫漫，双袖龙钟泪不干”，但比岑参诗加入了时代色彩，忧愤更加深广。作为一个效力边幕的文士，岑参诗中中主要表达故乡的思念，并暗含功业未就无颜还乡的感慨。陈与义的《牡丹》除了抒发对故乡的思念之情外，更加入时势因素，交代诗人有家难归的原因，山河破碎、故国沦陷之故是由于“一自胡尘入汉关，十年伊洛路漫漫”。其中的“路漫漫”不仅是道路的修远，更有着人为的阻隔。当然其中暗含着对宋庭苟且求和、不图恢复的愤慨，这和他的名作《伤春》题旨相同：“庙堂无策可平戎，坐使甘泉照夕烽。初怪上都闻战马，岂知穷海看飞龙！孤臣霜发三千丈，每岁烟花一万重。稍喜长沙向延阁，疲兵敢犯犬羊锋”。只不过《伤春》作于南渡初期，还有余勇可贾。《牡丹》作于沦陷十年之后，作者心力俱疲，只能暗中作此伤感概叹了。
后两句化用张唐英《题传舍诗》“小臣有泪皆成血，忍向东风看牡丹”，但陈与义写得更为含蓄，更为深沉。杜、陈二人体验生活的深度和广度一样，所表现的情景都和自己的生活血肉相连，所以写得一样深刻。而艺术技巧还是杜甫技高一筹，写得更含蓄。张商英，四川新津人，北宋仁宗时御史，宰相张商英之兄，张商英少时亦受学于唐英。神宗熙宁元年（1067）春，张商英丁忧服除，由四川往开封赴任。途径洛阳，此时牡丹盛开。洛阳府尹带着僚属皆去观赏牡丹，府衙空荡荡的。此时仁宗的昭陵刚刚落成，英宗又刚刚去世。张唐英对洛阳府尹此时赏花之举感慨万分，在邮传（公家招待所）写了一首七绝：“先帝昭陵土未干，又闻永厚葬衣冠。小臣有泪皆成血，忍向东风看牡丹？”洛阳府尹闻讯后，慌忙至书谢罪并馈礼品，张唐英不受而去。此事见于北宋邵伯温的《邵氏闻见录》。陈与义也是洛阳人，在此用洛阳牡丹之典，自然十分贴切，而且比张唐英的诗意更加深刻，忧愤也更加深广。张诗意在指责地方官员不知国礼，在国丧期间仍雅兴不见，不知收敛。而陈诗已不是对一般官员的指责，而是暗讽整个宋庭不知亡国之恨，避于江南一隅，不图进取收复失地；所指陈的也不是个别事件，而是整个时代的灾难。当然，作者的感叹也不是对地方官员的不知国礼、不知收敛，而是国破家亡的深沉感慨，所以说比张诗更加忧愤深广！所以也任过中书舍人的南宋大臣楼钥在读过张诗后感叹说：“用诗深隐处，读者抚卷茫然、不暇究索”（《简斋诗笺叙》）。